刘礼宾：这是你这些年的作品吧。

　　毛旭辉：对。每次去圭山都会有一些感觉，比如一棵树，现在许多同学也都喜欢画这种树。其实圭山也在变化，甚至有点可怕，比如村口有些地方开始贴瓷砖。后来他们意识到还是要保持本来的东西，又拆掉了——他们花了许多年才慢慢意识到这个问题。80年代的老一辈人都不在了，现在的家长都是当时还没出生的。当时我们就像八路军一样，临走的时候会悄悄给他们留些饭票之类的东西。但现在就不一样了，他们现在也会办“农家乐”之类的东西。

　　现在学生也会自己到圭山寻找一些灵感。圭山空气好，食品安全，民风淳朴。到现在还是“夜不锁门”的地方。我也不知道这样的圭山还能存在多久，如果它能一直这样存在下去，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幸福。

　　刘礼宾：看您的作品我有这样一种感受，80年代的画面是理性、感性与德国表现主义的结合，但存在一种压抑;06年的作品却让我一惊，变化太大了。这种变化对于你们一代人来说是很不容易的。我觉得这种绘画性与绘画对象的构成是很有意义的。那么，我想请问这种变化到底是什么?您个人或者主体上与圭山的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毛旭辉：这是个比较尖锐的问题。80年代其实圭山更像一个避难所。我们一伙人一起喝酒相依为命，处在一种压抑的状态。圭山有一种家园的感觉，有一种宗教感，有一种抚慰的东西。我80年代的文章《红土的恩赐》就有一种感怀的东西在里面。

　　06年以后，一是出于教学的责任，我要带学生写生画画;二是今天看到的圭山更加美好。80年代的圭山比较贫困，现在无论是我还是圭山的老乡都处在比较轻松的状态，像是乌托邦。我曾说这里是“可以葬身之地”。现在对于“田园”，我有了更多认识与感受，它包括了牛屎、马粪、树上的毛毛虫，而不像刚开始只画石头房子等有冲击力的东西。现在我关注到了自然的每个方面。

　　刘礼宾：下一个问题可能更尖锐，呵呵。就我个人的理解，在一种理性反思的过程中，他所感知到的存在正是一个现代性的悖论。因为我遇到很多人，他都没有一种后来感知和肯定的能力，这是我一直在关注和处理的一个问题。现在的这种反思，包括从文艺复兴到后来的法国启蒙主义，质疑、反思已经变成一种知识，变成了一种自觉的态度和诉求。再看中国当代的艺术和诉求，从70年代末到现在的差不多三十年中，基本上都是沿着这样一个理性、反思、结构的脉络进行的。在这个过程中，大家都在利用理性、反思的能力找寻自己存在的切实感的时候，其实已经通过这样一个架构模式或者是质疑态度把这种感知力给抽空了。这就是西方很著名的小说中的那个意象——“无心人”和“稻草人”意象的出现。我特别欣赏的是，毛旭辉的这些作品可能正好是他80年代的状态的一种反击。我不知道他是通过什么途径来完成的，但我觉得他刚才的一番叙述让我特别感动，他沉迷于细节之中。但是你再看他的画，这些画作极具当代性。我不知道大家什么感觉，我很惊讶——他作为一个中国艺术家，怎么可以画的这么轻松?这是一个问题。你再看看周围，很多人轻松不下来的，比如宋庄，充满抑郁，苦大仇深。我不是说社会反思没有地位和价值，而是说，仅仅那样是不是有问题的。我想请毛老师说一下这个问题。

　　毛旭辉：我认为一个艺术家不反思就是没有尽到社会责任。80年代的我更像愤青，有一种对生活压抑的反抗。三十多年间发生了太多事情，包括国家的、家庭的、个人的，都发生许多变化。我忠实于自己的感觉，我不可能回到80年代的感觉中去。

　　我也很反感艺术家完全仅仅围绕几个问题在打转。在自然之则中会令人放松，会令思路开阔，会感到中华文化的好。有时候看到石涛、八大等人的画作我会觉得自己不会画画。中国传统文化其实是很好的，传统总是在与自然对话，与自然的关系处理得恰到好处。现代人就没那么“谦虚”了，我想正是这种“不谦虚”引发了许多问题。因此定时定量地回到自然中去会获得许多好处。我也常跟学生这样讲，在圭山很放松，放松会给你的创作带来更多的资源。他们的创作很自由，这种自由的作品有时甚至超过了许多当代的作品。比如陶发、李瑞他们的作品都不错。他们表达是对自然的理解和感受，是很自由、很主观的东西，不是简单的照相式的写生。就我个人的观点，与自然的交流可能会影响当代艺术的进程——这也是我的梦想。

　　刘礼宾：毛旭辉把他的学生带到一个地方，这个学生和这个地方产生一种关系，当然，在画上已经呈现出来了，我更想知道的是：他为什么会到这个地方会产生这样一种关系?我经常讲一个美术史故事，达芬奇曾经教导他的学生说：你看一面白墙，什么时候你能从墙上看出形象，这个时候你就不用再看了。其实这就是文化学科使用的一种词——“凝视”。“凝视”是联接这一种存在状态的，你这种看的方式本身就反映了自身存在的一种方式。毛旭辉也好，他的学生也好，他们与圭山的这种局限性的关系，可能是偶然性的，也可能是必然性的。比如你天天对着画一片草地，可能也会成为一名出色的艺术家，因为你和这片草地真正建立了关系。你所造就的这种状态，肯定与画室里天天画人体所造就的状态不一样。我想他肯定产生了这样一种状态，所以才对这个地方如此眷恋。在这个基础上，你才能谈到“创作”二字。

　　毛旭辉：刘老师总是能将我散乱的思绪归于理性。的确是，只有通过不断接触才能产生某种思绪。希望同学们有机会去呼吸一下圭山的新鲜空气。

　　刘礼宾：今天讲座的主题虽然是“圭山”，事实上毛老师对一批云南艺术家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后来叶永青和张晓刚基本是离开云南，主要在四川、上海、北京这些地方。毛先生曾来过北京半年，受不了又回去了。他对于整个云南的艺术生态、创作的成立，在整个艺术界的地位都是很关键的。他的“云南现象”不是丁绍光的“云南现象”，而是中国最活跃的一批艺术家和云南发生的这种关系。从当代意义上讲，因为他的坚持，因为有这样一个人而这样存在，因为他一个人的坚持而形成了这样一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