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旭辉（左）与刘礼宾（右）

　　主办：中央美术学院学生会学习实践部

　　协办：索卡艺术

　　时间：2012年4月10日18:30-20:30

　　地点：中央美术学院7号楼红椅子报告厅

　　毛旭辉：同学们好，很高兴有机会作这次交流。本来此行的目的是个人展览，后来受到邀请，问我能否与美院的同学作一次交流，我没多想就答应了，所以没做准备。

　　刘礼宾：我最早见到毛老师是2005年，与他聊了将近两个小时——从70年代开始到他上学，到与张晓刚、潘德凯、叶永青等这样一批云南或者与云南有关系的艺术家如何在“85新潮”形成了一个新的艺术现象，到89年的“现代艺术大展”，再到90年代他的艺术转向。在我所开设的课程“中国当代艺术批评史”中一个很重要的案例。很多人对云南艺术家的印象是，他们是感悟生命力、强调一种自我表达的、比较感性的一群艺术家。但通过毛旭辉的文本我们可以看出，他不仅只有一种非常热血的认知模式，他有很多思考，而且他的绘画很多方面超出了我的知识范畴。比如今天我们讲的中心话题“圭山”，他从80年代后期开始持续与“圭山”对话，现在也带他的学生去这个地方写生。为什么写生?这个问题大家有没有想过，你写生的地方和你是否构成了一种关系?这种关系的延续性与你的创作又有什么关系?下乡很多时候可能只是一种假象，别人下乡你也下乡。从毛旭辉的经历中你就可以发现，一个地方或者一个人如何构成艺术家精神世界的支点，他不停地回归，不停地通过各种形式与那个地方进行对话，这种过程，是需要大家去认识的。所以我希望毛老师对他这么多年的创作过程做一个梳理，看他如何与这个地点发生关系。

　　毛旭辉：圭山其实是个很普通的地方，在旅游册上可能都很难找到它的名字。这么多年我在在云南一直与它对话，得它恩赐。为什么会选择它?记得我第一次去是79年，三十多年前，与张晓刚、叶永青他们一起，那时我们还都没有毕业。当时的圭山比较贫困，我们选择了一个全是石头的村子写生。那里流传着美丽的史诗：《阿诗玛》，所以我们就称呼那里的女孩“阿诗玛”，称男孩为“阿黑哥”。因为受俄罗斯艺术传统的影响，刚去那里并未找到“对话”的东西，快毕业时(82年)才觉得有“艺术”这个问题冒出来，才开始思考什么是创作。82年我与张晓刚再次回到圭山，才找到与它的某种关系，一种实质性的关系，才找到一种感觉。

　　这是82年去圭山画的一些画。那时圭山十分贫困，都吃不好饭。那里的地貌、食物、宗教、人的形象都与墨西哥很像。红土地，遍布石头，不产大米，土豆是很重要的农作物。82年以后慢慢地对这个地区产生了一种感觉。

　　刘礼宾：1982年您还来北京看了几场展览，比如哈默的收藏展，德国的表现主义大展等。

　　毛旭辉：对，这个很重要，对我影响也很大。由于当时交通、讯息等都不发达，大学四年我没有看到过真正的欧洲画作。毕业后，北京正好在办美国石油大王的收藏展，从文艺复兴到毕加索作品都有;另外还有德国表现主义画派以及日本版画展。我坐火车来北京看展，在中国美术馆的时候觉得这是个很不平凡的日子。但后来看到真正的大师的作品时，我平静下来。因为他们的画作其实很朴素。真正好的作品有种很朴素的感觉，我觉得被印刷品误导的历史结束了。当时用速写记录了许多觉得好的作品，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柯罗的绘画。他的田园的感觉直接影响了我的“圭山”系列。然后我去民俗文化宫看德国表现主义画展，德国表现主义作品的冲击力给我很大影响，是我找到某种感觉。

　　刘礼宾：张晓刚说那时他很郁闷，因为你回来后就找到一种创作状态，他直到85年才进入这种状态，他说那时他“生活在毛旭辉的阴影之下”。

　　毛旭辉：那时候艺术家得到更多的是社会的排斥，当时全国只有一个展览：全国美展。所以艺术家都想参加这个展览。参展的程序是先入选省级的展览，再参加全国美展。84年第六届全国美展，张晓刚拿了两件作品去参展，一件大幅，一件小幅。我刚开始没兴趣，因为觉得我们这几个年轻人似乎都走错了路，画的很怪，很难看。后来我拿了三幅“圭山”作品去云南省参展，开幕时只找到一幅。张晓刚也是，只有那幅小作品展出，重要的作品反而没有入选。当即我们表示不参展了，因为不完整的作品根本不能表达出我们的思想。美协觉得不妥。我们从学术的角度作出坚持，这事闹得很大。当时我就觉得，以后不再参加这样的展览了。这对于“85新潮”后我开始自己创作办展是很直接的导火索。

　　84年以后，一方面画一些生活的压抑状态，同时也画“圭山”的田园生活。这两条线相辅相成，支撑了我整个80年代的创作。一方面是田园生活的牧羊女，另一方面是个人纠结的生活。89年后之后有八、九年没有再会“圭山”，系列作品中便没有乡土的东西，观念的东西比较多。

　　02年云南大学成立艺术学院，让我主持工作室。06年开始带学生去圭山写生，许多学生的才华在圭山得到呈现，回来后找到创作的冲动。我觉得这是很神奇的事，便与学校商议将圭山作为一个创作基地，每年都带学生去那里写生。许多学生在圭山进行了不错的创作，比如李瑞等。

　　刘礼宾：嗯，李瑞现在已经是比较成熟的艺术家了，参加了许多展览。据我所知，其实圭山不只培育除了像毛旭辉、张晓刚、叶永青这一批艺术家，还有丁绍光他们。其实当时在许多人眼里，就像世界上的美国之于非洲，“云南”这个地方在中国文化里更多地充当了“非洲”的角色;也就是说，并不是用平等的文化眼光来看待云南。在80年代，毛旭辉、张晓光他们很可贵的一点就在于他们的眼光与别人不同。不同的艺术家对同一块地方的解读不同，也会出现不同的风格。

　　毛旭辉：丁绍光80年代在云南做了展览，他也曾教过我，后来去了美国。对于他们的重彩画创作我是抵触的，他们是用媚俗的、他者的眼光看待这块土地，所以采用装饰的色彩来描绘它。这种重彩画是轻飘的、虚假的、外表的美，无法解释原始的、纯粹的美。所以在画“圭山”系列时我有意区别于他们的重彩画：那不是用华丽的色彩与线条可以描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