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毛旭辉

　　导言：“八五”三十年，再次回望那个没有画廊、美术馆的年代，上千名青年艺术家凭着一腔热情掀起了影响深远的艺术运动，他们彻夜谈论艺术，研读西方哲学著作，关心人类命运，思考艺术本质；几年间，上百个艺术团队先后成立，无数艺术宣言发表出来，无数展览随时被关闭，却也冒着危险举办……经历了“八五”，艺术结束了红光亮的时代，拥有了自由，走向国际和当代。

　　如今，“八五”已成为被崇敬的丰碑和被纪念的历史。在这个信息来的快去的也快的时代，眼花缭乱的艺术已经把历史淹没，对于当下青年人来说，“八五”的确是一段值得纪念的历史，却也仅此而已。在这个三十年的节点上，我们不禁发问：“八五”精神到底是怎样的? “八五”之于当下的意义?从“八五”一路走来，那一代人经历了80年代的热血沸腾、90年代的社会转型和2000年之后的市场洗礼之后，怎样面对时代的沉浮和身份认知?雅昌艺术网将带来这一思考：“八五”精神，现在还活着吗?

　　艺术家毛旭辉，“八五”时期“新具像”和“西南艺术研究群体”的领军人物。通过早期的“身体”和后来的“身边琐物”始终坚持对“存在”的质问，评论家高名潞说他是一个“真正的不声不响的存在主义者，一个不肖名利的生命体验者”。

　　三十多年来，从新潮的“带头大哥”到坚守自己，朋友眼中的大毛始终是未停止过反思自己和创作的大毛。即使与市场接轨的90年代和市场火爆的新千年以来，毛旭辉都未曾想过“离开”。当他那一代的成功艺术家很少再谈艺术和人性这些“不现实”的问题，大多只关注市场和操作的时候，毛旭辉选择回到心里安静角落的那块“圭山”，一遍遍去叩问那逝去的80年代，或者其实未曾消逝的80年代。

红色人体 97×84.5cm 纤维板上布面油画  1984

　　那时，我们都是“走错路”的年轻人

　　雅昌艺术网：我记得在85二十年的时候，你就有过一次谈话，回顾了85那段时期历史的切身体会。今年距离85新潮已经30年了，再次回望那个年代，您觉得85精神是什么?

　　毛旭辉：“八五”精神就是一种当时年轻人的状态吧。整个参与“’85新潮”的艺术家，可能那个时候都还没有满30岁。“新具像”展览在上海办的时候是1985年，那时我29岁，张晓刚比我小两岁。叶帅(叶永青)稍微晚一点，他是1986年参与进来的。参加展览的还有侯文怡和潘德海，侯文怡是77届的，侯文怡、潘德海和我，我们三个是同龄人，都没有满30岁。注意一下这个年龄很有意思，实际上是一个年轻人的运动，这种情况是那个时代的特点。我2005年在程昕东的艺术空间做了我在北京的第一个个展，海报上也是这样写的“向85精神致敬”。其实就是向青春致敬。

　　到底“八五”象征着什么?对我来说比较复杂，我很难用一两句话概括它，我能想到的就是它确实是一种年轻状态、青春状态。刚好碰到那个时代需要变革，或者是大家都渴望一种改变，其实也承受了很多痛苦，因为当时的阻力特别大，这种阻力来自日常，来自社会很多的不理解，这个不理解里边也包含了很多的不确定，就是说这些年轻人到底要干什么?至少我和张晓刚、潘德海在昆明被认为是“走错路”的年轻人。

运动中的体积 79x105cm 纤维板上纸本油画  1984

　　当时云南的氛围有点儿特别，尽管有一些可能有利于现代主义的产生的“土壤”，像我上大学的时候有吴冠中先生的影响，或是有袁运生的影响，有蒋铁峰和丁绍光的形式主义的影响。最早是1979年(或1978年)他们比较活跃，很多到云南写生、做讲座。我第一次见吴冠中也是他在云南省图书馆做讲座，他去丽江在宣纸上画油画，老先生谈“形式美”、“形式主义”、“形式语言的重要性”，影响都挺大的。

　　蒋铁峰、丁绍光，包括吴冠中先生都是工艺美院的，袁运生跟姚钟华同是央美董希文工作室出来的，这种渊源关系导致了在那个时期他们特别活跃。在1980年的时候，云南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展览叫“申社画展”，1980年是猴年。那个展览推出了一种“唯美主义”风格，重要的艺术家是蒋铁峰、姚钟华，那个时候丁绍光还不凸显，丁绍光后来是到了美国加州以后，在商业上更加成功。所以我们那个时候的大学里，有一些现代主义的影响。

　　我1982年毕业以后，对整个的展览系统和标准，包括那套创作方式都不太满意。我也不断地参加过省、市各种各样的展览，总觉得对那种展览不带劲，而且还不能够把自己真正想画的东西拿去送展，多少都是带一点乡土，带一点唯美的东西。但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受到的影响，对艺术的看法远远超过漂亮、唯美，或者搞重大题材的那些媚俗政治的一些方式，这些都是不能接受的。